稍微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过去买东西，但凡是吃的，不光要钱，还要搭配一定面额的粮票，最小面额的是一两的，一个稍大的火烧就要二两粮票。

    那时候我妈和另一个中年妇女在公社设在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副食店上班，我妈小时候上过村里的识字班，在姥爷家开的粉坊里干过，会算点小账，算是有文化的人，就被委派为副食店的负责人。那个和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姓关，我叫她关大娘，她不认字，每天光管着站柜台卖货。

    副食店用柜台隔成里外两间，外间站客人，里间卖货。收钱的匣子就搁在柜台底下最隐秘的地方，匣子里面分成两格，一格放钱，一格放粮票。柜台里面的货架上，摆着好几个品种的白酒，香烟，糖，面碱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正对着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整整齐齐排放着盛糕点的铁皮箱子，通常放七八个，有桃酥，炒糖，长寿糕，蜜食，麻花，麻花分甜的和咸的，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沾芝麻的小饼，大小像现在的一元硬币那么大，很好吃。那时正值我五六岁的年纪，每天跟着我妈上班，面对着这些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点心，小小的心灵深深体会着痛苦与煎熬。其实我算是比较自觉的，一直到现在都害羞腼腆，从来没敢动过伸手自己拿点心吃的念头。本来，以我的年龄要上托儿所的，无奈适应不了集体生活，坚持上了半年，还是每天死去活来的，老师和我妈都够了。想想还有一年就上学，不值当和我折腾，关键还能省下一年的托儿费，征得公社领导的同意后，带我上班。上班之前，我妈给我定下规矩：你要是敢偷吃，哪只手拿的，就把你那只手剁下来。

    关大娘不以为然，觉得我妈做样子，一个孩子能吃多少呢？有时趁我妈不在，掰一块桃酥，她一口我一口，抓一把芝麻饼，她一块我一块，我妈回来，就跟没事一样。有一次，我妈说要到公社去交账，走到半道想起忘了拿东西，又折了回来，关大娘和我正躲在柜台里面笑嘻嘻的吃芝麻饼呢，看我妈推门进来，关大娘迅速抹了一把嘴，讪讪地站了起来。我大张着嘴巴，半天没有闭上。只见我那个干过八路的妈，三步并作两步从外间一下子窜进柜台里面面，抬手一巴掌，把我嘴里没来得及咽下去的半块芝麻饼唿了出来，紧接着揪住我的衣领子，连拖带提地弄到外间，靠墙站着，用手指头点着我的鼻子：哭就砸死你！

    我妈整治完我，回过头去，一脸正气的质问关大娘。

    “老关，你这是干什么？”

    关大娘耷拉着眼皮，依着柜台站着，不吭声。

    “这是公家的东西，你不知道？”

    这是一个标准的反问句，在后来语文课上学到反问句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时间闪过我妈的这个句子，它确实比一般的陈述句要有力量，比如说骂我爸爸，你不是什么好人，换成说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效果完全不一样，后者语气重得多。可是，对不识字的关大娘来说，任你是啥都不管用，她有自己的聪明智慧，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关大娘又恢复了平时的缓慢和从容，她拿起柜台上的抹布，抹掉了撒落在柜台上的几粒芝麻，抬起眼皮，看了我妈一眼，缓缓地说：“错是错了，已经吃了，咋办？又拔不出来，要不算算多少钱，把小南吃的也算上，都算我头上，看看多少钱，把我送公社吧。”

    谁说没文化话真可怕，关大娘几句话把我那个识文断字的妈说得哑口无言。其实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一直到我妈去世，她身边都没什么朋友，她从心底是有些看不上像关大娘这样没觉悟的老百姓的，有些自命清高的意思，虽然她自己也是一普通老百姓，但我妈觉得自己和他们有本质的不同，我妈有着辉煌的过去。虽然我姥爷家家境富裕，成分划分的时候划成了富农，但是在特殊时期，任谁也没有扳倒我妈，原因就是我妈十六岁就参加革命了。当时我妈不顾姥爷反对，在驻村部队开拔的晚上，我妈后半夜砸开窗户跑了，就像电影上演的，追赶大部队去了。我妈曾经无数次给我讲过，她是部队上有名的小老虎，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像我妈一样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他们不怕苦不怕死，对党赤胆忠心。由于干得出色，我妈在部队上入了党，并被派回家乡主持地方上的工作，职务是区长。名声大了，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打击的主要目标，好几次半夜被荷枪实弹白狗子堵在老乡家了，险些丧命。

    “你不怕吗?”有一次我问我妈。

    “怕啥？到那个时候，越怕越死。”

    我妈有时候会向我炫耀：“那时候我走到哪都带着枪，这么大，装在口袋里根本看不出来。”

    我妈张开手掌比划着，很自豪。

    “光我自己有，他们都背长枪。”

    我妈说的他们，就是说的她的部下，同志们。

    我妈回到家乡后，并没有立刻去看望姥姥姥爷，而是先把工作安排就绪，借着到村里去开会的时候，捎带着去看了看她的爹娘。

    走的时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如今回来一个飒爽英姿斗志昂扬的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