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是他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荒诞”这个概念也是20世纪文学和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荒诞”的解释则大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表述。加缪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听上去，他的这句解释特别的拗口和费解，其实，他理解的人生荒诞感，是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加缪认为，人在面对艰难而机械的现实生存的时候，每天都要按照一个节奏和生活模式来生存，必然要产生出我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的荒诞感，可是，偏偏人就不能以其它方式生活，人还必须要以人现在的方式生活。
    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加缪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与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丛生，这也成为加缪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的传统思维习惯，传统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主客关系，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缪那儿，这些传统的理念被抛弃了，善恶美丑问题被诸如流放和王国，阳光和阴影这样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讲述一桩杀人案的《局外人》中，传统的罪与无辜的问题竟消解于无形之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加缪的这些悖论性的理念没有给他找到理论上的出路，却使他的小说和戏剧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义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巴特勒改变了人们思考性别的方式，即便这种改变尚未体现在“百姓日用”中，但起码在理论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另类视角，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与思想，并让人们认识到看似中立自然的理念背后所隐藏的压迫性力量。巴特勒认为，所谓哲学就是去质询那些人们本以为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命题，继而发现这些命题背后所藏匿的权力关系，从而为人的斗争和解放提供契机。
    几十年来，罗蒂的声音始终并不局限在哲学领域。作为坚定的左派知识分子，罗蒂1998年出版了《筑就我们的国家》，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罗蒂强调左翼知识分子和基层的政治激进派之间建立某种强有力的联系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失望地表示，社会民主左派在1910年至1965年半个世纪塑造的民主党已经崩溃。他说，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左派为“美国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群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得多数选票的政治立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罗蒂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向马克思表示崇高的敬意。但罗蒂在思想界的多面性和对左、右翼知识分子均毫不留情的出击也使他处境尴尬。“如果说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罗蒂曾这样评价自己。
    从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性出发，指出西方传统上一直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统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到的，历史是由无数偶然事件组合而成，必须付诸实用逻辑的检验。启蒙以来，哲学一直在以思辩反讽的方式剥去真理神圣化的外衣，对于现代文明的荒芜与混乱，作者提倡团结互重，促进社会的理性秩序。
    为了使这个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作者在此书中努力勾勒出一位叫做“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的人物，和罗蒂本人一样，这个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除了要坚持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之外，还相信“残酷是我们所作所为最糟糕的事”，希望人类的苦难终究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侮辱终究会停止；作为反讽主义者，承认自己所最坚持的信仰、欲望、价值，以及自己用来描述理想自我的终极词汇，都是偶然的历史的和环境的产物，它们